王军：2024年GDP实际增速预计4.5-5%左右 需探索建立宏观调控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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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

2023年是中国经济走出疫情冲击、恢复发展的第一年。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重重挑战，恢复之路虽显曲折，但依然顺利完成了5%以上的增长目标。

如何看待2023年经济表现？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将如何行稳致远？未来经济增长的还有哪些新动能？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华泰资产首席经济学家王军。

王军表示，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经济复苏仍然具有较好的基础，预计将逐步走出疫情的影响和信心不足的困扰，经济增长仍有可能保持在4.5%~5%左右的水平，较过去4年的平均增速略有加快，特别是名义GDP增速有望达到6%左右，快于实际GDP增速。新一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需要探索建立宏观调控的新模式。比如，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放在消费上而非投资上，明确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扩张”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

“三驾马车”均有改善

《21世纪》：2023年的经济恢复过程中，显现出第三产业恢复快于第二产业，服务消费快于实体消费的情况，如何看待其中的分化现象？

王军：2023年，服务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8%，明显快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的数据，且服务业每个季度的数据都快于工业。在消费当中，服务零售额比上年增长20%，餐饮收入同比增长20.4%，均远快于同期5.8%的商品零售增速和7.2%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这反映了疫情之后的经济复苏是结构性和不均衡的，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景气分化。这种分化随着疫情影响因素的逐步消退，也将出现明显的收敛。

《21世纪》：2023年四季度中国CPI连续3个月负增长，PPI更是连续15个月负增长，引发市场有关“通缩”的讨论。国家统计局回应表示，这是结构性的阶段性的。如何看待当前物价表现？

王军：温和通胀有益于经济增长，通缩则是经济复苏的大敌，既不利于经济持续复苏，也不利于企业利润改善和上市公司估值提升。尽管当前的低通胀格局是结构性和阶段性的，但不排除这种趋势进一步演化为通货紧缩的局面。12月CPI和PPI继续低迷，双双为负值已持续三个月，显示国内需求修复仍然较弱、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内需不足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对此，必须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强有力的反通缩政策予以应对。

展望2024年，一季度大概率是CPI全年的底部，二到四季度位于相对高位，全年将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波动中枢大致为1%~1.5%；PPI的波动中枢大致为0~1%，扩大内需措施的发力、房地产行业逐步止跌、原油价格走高、地缘政治冲突等将是主要的支撑因素。

《21世纪》：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情况来看，2024年与2023年相比会有哪些变化，消费、出口和投资哪一个有望成为我们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王军：2024年，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政策调控的影响，三大需求都将有所改善， “三驾马车”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也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消费仍将保持一定的韧性，预计将实现5%~6%左右的增长。其支撑因素主要是名义GDP增速加快会带动就业形势稳中趋好、居民收入增长。不利因素则包括，居民消费意愿和心态仍将谨慎，房地产市场低迷间接打击消费意愿，社会集团消费仍将保持相对低迷。

固定资产投资有望在财政发力基建、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投资亮点、政策呵护地产等因素的支持下，在去年3%的基础上可能小幅反弹至4%~5%左右。不利因素则是相对过剩的传统产业投资乏力，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会基本持平，同时受政府债务和“三大工程”增量相对有限的影响，基建投资增速可能会略微放缓。

出口的拖累将有所减轻，全年有望实现2%~3%的正增长。这可能主要是得益于全球制造业和商品贸易周期触底，美、日、韩等国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明显提升，美联储加息周期结束有助于全球需求的复苏，以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链的边际回暖。尽管近年来我们也面临着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挑战，部分外贸订单流向了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地，但其中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实现了从中国本土制造向全球化制造的升级所带来的。不仅中国商品在继续出海，中国的供应链也在主动出海。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国际的双循环正在相互促进、变为现实。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21世纪》：2023年初FDI直线下降，三季度甚至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负值。商务部的全年外资利用数据也是同比下降8.0%，如何看待当前外商投资与利用外资的形势？

王军：过去几年，受疫情及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外资撤离或者利用外资出现下滑的现象较为明显，这从外管局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商务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双重口径都可以得到印证。这体现了外资对中国经济前景和营商环境的信心不足，外资宁愿将利润从中国汇回国内，而不愿继续在中国进行再投资。对这一现象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必须尽快扭转这一趋势，从根本上提振外资的信心，而不要认为我们现在已经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需要外资了。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外资已经深度参与中国经济发展，深度嵌入中国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已经成为中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对于中国不仅意味着资金和技术，还意味着庞大的外贸订单和无法替代的就业，更意味着中国参与国际分工、释放巨大产能、分享价值链红利的深度和广度，这在中国致力于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当下，外资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1世纪》：2023年房地产投资、销售数据仍然是负增长，虽然相较2022年降幅有所收窄。2023年三季度以来，稳楼市政策在不断推出，给房地产市场带来一些积极效应，但是投资和销售数据整体仍在下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房地产市场下行的趋势能否在2024年扭转？

王军：房地产市场表现惨淡主要源于挤牙膏式的被动放松远远低于市场预期，逆周期调节力度不够、针对性不强、发力迟缓、节奏太慢，不仅没有拯救楼市，反而加剧了购房者的观望谨慎情绪。2024年楼市能否见底企稳甚至出现反弹，有两个关键。一是支持政策出台的力度、方向和节奏，决定开发商的资金链和信心，决定居民的购房预期，决定制约市场回暖的诸多限制性政策何时调整甚至退场。二是制度层面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内涵、落地的节奏和效果，这些方面的推进都会影响市场恢复的效果。

对于今年的房地产市场，除了以“三大工程”部分对冲房地产投资的持续下滑，我们还需要探索更多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首先，要让开发商能把房子卖出去。为此需要彻底纠正过去在市场长期过热阶段陆续出台的紧缩政策和各种行政性限制措施，如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等，继续降低政策利率并引导长期LPR的降低，继续降低首套住房和二套房的按揭贷款利率，并逐步降低所有存量住房的按揭贷款利率，大幅降低房地产交易的相关税费。

其次，要让开发商能把房子盖起来。不仅“三支箭”不能停，而且不能光靠“三支箭”，还需要政府信用的强力介入。央行应安排专门资金甚至是设立处置房地产企业债务风险的专门金融机构，各级政府也应尽快成立专门的“保交楼”基金，加大力度救助问题房企、确保交楼，推动出险、暴雷房企尽快开展债务重组或者破产重整，帮助房地产企业恢复融资能力，改善流动性。

此外，还要重点为保障性住房等“三大工程”建设提供中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如PSL。

探索建立宏观调控新模式

《21世纪》：在房地产市场低位运行的情形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是什么？

王军：从增量角度看，2024年中国经济主要有三大潜在新动能。

一是新质生产力将成为经济转型期的全新增长极，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投资，将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爆发式增长。

二是以“三大工程”为抓手的投资扩张，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2024年房地产投资继续下滑的态势，带动整体投资的反弹和经济复苏。为此，需要充分调动包括中央财政、地方财政、金融机构、改造主体及社会资本等多元化资金的积极介入。

三是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所形成的良性循环。有效益的投资可以带来有潜能的消费，低效益的投资会影响消费潜能的激发。从投资的角度看，扩投资的同时要综合考虑投资的效益，既要有利于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还要有利于提升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提高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在内的公共服务水平，从而激发消费潜能。

《21世纪》：2023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你认为有哪些合适的短期政策？

王军：新一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需要探索建立宏观调控的新模式。

首先是在稳增长方面应有新突破。面对当前较为严重的总需求不足问题、经济主体信心不足问题，必须明确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扩张”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而没必要过早地担忧过度刺激、通货膨胀、银行坏账、债务负担等更为长期的问题。扩大内需、稳定增长是当前最大的经济任务，政府必须挺身而出，用真金白银提振信心。为此，建议今年两会可将狭义赤字率至少定在3.5%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同时，实际政策在执行上可以更加灵活，为潜在的变化留有余地。

其次，在防通缩方面应有新思路。虽然每年政府工作报告一般都会提出把物价总水平增速控制在3%左右，但在实践中，我们不会因为通胀率增速低于计划增速而采取额外措施。因此，政府在确立新一年物价控制目标时，能否不仅明确涨幅的上限，也明确涨幅的下限和底线，例如只要通胀率低于2%，便采取大幅降息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努力使通胀率上升到2%以上。总需求略大于总供给，维持适度通胀，对经济增长才更为有利。

同时，在政策目标上应有新关注。未来货币政策也应当高度关注资产价格变动，包括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如何对资产价格变动特别是股价的持续暴跌做出适当的反应，应当加强前瞻性的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实践，研究、储备和及时推出更多、更灵活的政策工具，甚至包括一些非常规的政策，以更丰富的政策工具来应对未来可能会到来的更加困难的局面。

此外，在恢复和扩大消费方面应有新举措。这需要财政转变思路，将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放在消费而不是投资上。从中央到地方、到各部门要像重视招商引资、重视项目投资一样，重视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和公共服务消费。为此，要从顶层设计上创设一套支持扩大消费的全新模式和政策体系，大幅度增加扩大消费的财政预算。例如，可以尝试每年都发行一定规模的专项债，并且创设中央财政直接补贴消费、直达居民部门的创新型工具，用于促进和扩大消费，特别是扩大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消费，如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医疗、教育、培训、社保、养老等方面的消费，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最后，在防控风险方面应有新手段。为妥善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中央政府除了继续发行较低利率、较大规模的特别国债来置换较高利率的地方债，还可以大胆地尝试发行30年甚至50年的只付息、不还本的永续国债，来为地方债务化解探索新手段。这不仅能够明显降低地方债务的付息压力，还可以拉长债务期限，平滑偿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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